例如，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就可能被大平台公司俘获，这些公司利用自身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先天优势，在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开发和制造中，写入一系列更有利自身利益的代码与算法，并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黑箱性，让它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只有能够救济的权利才真正成为一种法律权利。司法公开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信任司法的途径和方式。

[7]p145需要做的工作中，最根本措施就是公开与透明。201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二、司法公开的原则和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司法公开的意义和作用作了深刻的论述，对司法公开的原则和标准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司法公开的顶层设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论。就司法腐败而言，金钱案、人情案、权力案，是其具体表现。第19条组织[vi]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确立了信息最大限度公开原则：信息自由权立法必须以最大限度公开原则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和四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公开与透明不是简单的重复，公开是指主动公开，透明是从知情权的角度、也即从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公开的角度，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由外向里观察到的公开，它体现的是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要求公开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1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指出，立案信访窗口是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参与诉讼、解决纠纷的重要场所，并规定该窗口有8项功能。此外，自然法论者把某些主观设定的东西说成是客观存在，是永恒而普遍的自然律，这种武断说法并不总是与社会进步一致的。

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这里确实没有更多的新思想。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及社会倾向的说明和形式，自然法观念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他们需要合适的表达方式，于是，神学的自然法又经历了政治观念的改造，它从一个保守的神学概念变成为革命的政治公式。

1993年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研究员。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它同时提出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并且把二者巧妙地糅合在一个概念当中：价值被宣布为事实，事实实际上只是应该的。

由于这种模式本身所具有的适应性和潜在批判性，即便是在一个没有了上帝的时代，它也必定能够独立地存在，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显然，现实的法律往往不是应然的事实，已然的事实并不总是期待中的法律。比如，在柏拉图的哲学里，有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真理与谬误、永恒与短暂的种种对立。19世纪下半叶，各种法学思潮迭起。

不过，这毕竟是在二战以后，同是对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虽然也是发自人类的良心，比之以往的自然法学说，已采取了更为精细、复杂的形态。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恐怕正是那场世界性的战争。孟德斯鸠说，自然法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人类在组成社会之前接受的规律。富勒的自然法注重法律的一般程序，讲法律的形式原则，即其内在道德。

他写道： 后期希腊学派回到了希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当时迷失的道路上，他们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了一个道德世界。根据古罗马著名法学家盖尤斯的意见，罗马法可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两部分，他没有提到自然法，因为在他看来，万民法便等于自然法。

一直到查士丁尼皇帝，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万民法渊源于自然理性。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所谓自然法只是某种单一原则的展现，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框架，一个表达主观价值的客观公式。

如果我们拉开距离，以一种富于同情的眼光去观察它，或许能够发现，在它那幼稚而又偏执的面貌下面，隐伏着人类心灵热情而大胆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会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终止，它将与人类同在。在他们憧憬的自然-理性王国中，奴隶制是不存在的。旧事实已经如此，新事实应该怎样？这便是问题的关键。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价值追求 。而在这方面，对自然法观念提出非难又是最容易的。后来的智者们也喜欢谈论这种区分。

至此，自然法完成了它的第二次革命。他们确实不是哲学的创造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杰出的实践者。

第二种人多半是社会学家和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法学家。它究竟只是一堆事实，还是一种充溢着生命的价值。

甚至，在一些闭口不谈自然法的哲学家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思维模式。（8）颁布之法律与其施行应当一致。

这个由实体自然法向程序自然法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深化，从中也可看出不同学科和法学各流派之间相互渗透的趋势。因为表现于其中的，并非只是人类对于自然和理性的崇尚，而且还是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的一面，是他们对于某些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杰里米·边沁写道：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天赋人权、自然正义和非正义的话……都是旧的偏执在假借新的名义泄愤：当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时，虽不再说你是异端，但叫你暴君。早在1740年，休谟就在他的《人性论》一书中区分了理性、事实和价值，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法的理论根基。

在所有自然的领域，他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行事的。梁治平也被誉为法律文化论的开创者。

自然法观念的渊源必须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社会，理解这个观念本身，则可以从自然法的字面意义着手。其次，就认识方法而言，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先验的和演绎的方法正相反对。

我们今天重温自然法的历史（虽然只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概述），不能不记住这一深刻的教训。而把价值区分为较高的和较低的，自然会使人们于实在法之外寻求正义的依据。

自然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指客观的物质世界，这种用法在古代和现代大概是一样的。根据他的说法，这类原则共有八项：（1）法律须具有普遍性。既然把永恒与神圣赋予了一个自然的存在，人为的法律随即显得黯然失色。19世纪需要的是秩序，是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具体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但是，当一个斯多噶派信徒宣称，按照自然法，人类生而平等，所以，奴隶制违反自然，应予消灭。从神学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人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自然和社会，从这里，生出一系列新的欲求、新的价值。

这种解决需要实证的方法和各种技术性处理，不需要含混、抽象的词句。把自然法与实在法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令前者优于后者，在实际支配着人类的法律之上设置一个庄严的道德目标，使前者追随后者。

此后不久，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把道德概念与法律概念加以区分，认为不能以法律正义强制执行道德正义。文中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是一个自然法的定义。